当我们提起“高考”二字，大多数人都会百感交集。自1977年以来，41年间，它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1977年8月初，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得到邓小平明确支持。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延续旧制，这遭到了与会人员的纷纷反对。他们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

从8月中旬开到9月下旬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激烈的争论后最终达成共识，改变“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方法，恢复高考。

当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新华书店的一名老员工忆起，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复习资料刚面世，就引发了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印刷厂也是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有的人拿着小板凳，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是半夜里来排队的。”

1977年高考报名人数570万考生，录取率只有5%

据统计，1977年和1978年两届考生共有1160万人。据统计，1977年录取率只有5%，1978年全国高考报考的610万人中，仅录取了40.2万人，录取率约为6.5%。

77级山东考生刘相回忆，“那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夫妻携手同进一个考场，同挤‘独木桥’。”

恢复高考，重拾尘封的梦

深夜11点左右，孙葆丽听说有人找她，哆嗦着钻出了被窝，裹上了大衣走了出去。令她意外的是站在她眼前的竟是衣着单薄的父亲。在刺骨的寒风中，父亲欣喜地告诉她：内部消息，要恢复高考了！

当时的她在工厂工作，在轰鸣的车床旁，上大学成了她遥远而模糊的梦。父亲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搭乘火车，摇摇晃晃十多个小时，就想早一点告诉女儿这个难以置信的消息。

这个消息让原以为梦碎的孙葆丽重燃大学梦，她毅然决然投身到高考的洪流当中，那时的她一定不会想到，她如今能成为北京体育大学的一名教授，并在她热爱的大学里奉献终生。

孙葆丽至今难以忘记那一夜，父亲带来的消息是寒天里的温暖，黑夜里的一盏灯，成为了她一生难以抹去的印记。

“恢复高考”看似简短的四个字，却让无数人重拾尘封的梦，无声地推动了时代与社会进步的齿轮。

孙葆丽教授准考证

我成了全镇唯一一个大学生

肖远骑，原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

这是41年前，1977年10月28日，在我家乡最好的照相馆——如东县马塘照相馆照的照片。照这张照片时，是为了纪念我的高考通过了预考，也就是我有了参加恢复高考后首场考试的资格。

看着这张照片，就想起那场改变我一生的考试！

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生长在偏僻的黄海渔村。小时候，父母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读书，长大了才有出息！”就是父母的这句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求学的道路，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

那是1977年的12月23日。我怀着恢复高考后实现理想的愿望，走进考场。

考试的时间是上午9点，第一门是语文，应该是我的强项，因为我已经做了四年的民办中学语文老师。当我打开试卷：

语文的第一道题是解释成语中加点的字：“束手无策、万马齐喑、因势利导、言不由衷、防微杜渐、负荆请罪”这些成语中的“策、喑、因、衷、渐、荆”。此时，我的心情平静了。因为我心里有底了，得感谢我父母教导我“好好读书”，今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我那时最怕的就是古文翻译，一看试题的选文是《劝学》，我复习过，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此时我一看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写作文绰绰有余，可以好好想想，写一篇出色的文章。

作文考题是以《苦战》为题，写一篇记叙文。看了题目，我脑海里立刻想起我高中刚毕业时去参加的围海造田，那时的口号就是：向沧海要良田，这正是一场苦战，向大海宣战，多么合题，我可以说没有费力，写了一篇小小说。提前十分钟，交卷了。

接下来，几天考试，有成功的欢乐，也有失败的苦恼，尤其是数学考得糟糕。可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很是煎熬。就在期盼的日子，我过了春节，过了元宵节，走进1978年的春天。

也就在我准备开学上班的时候，一封扬州师范大学南通分院的录取通知书飞来了，送到我的手里。

我考上了！而且是全镇唯一的一位考上的大学生，全家人都很高兴。我把通知书递给父母看，父母端祥一番，把通知书还我，还是那句老话：“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出息！”“你考上大学，不容易，好好读书吧！”

改变命运，一家六姐弟圆梦

1969年冬，初一才上3个月的程晓陶跟随父亲一块“下放”到五七干校。父辈们在田间劳作，半大的孩子们也跟着摘棉花、放牛。时间一长，家长们有意见了：大人下放劳动改造，孩子们可不能就这么荒废了，要给孩子们办学校。经过一番努力，干校同意从下放干部中抽人出来给孩子们上课。

当时干校的条件十分简陋。晴天，学生们自带小板凳围坐在树林里，老师把黑板挂在树杈上讲课。雨天，大家便挤在干校食堂里点上汽灯学习。“尽管开始条件简陋，但抽来教书的老师们都特别优秀、敬业。4年的干校中学，给我打下了较好的学习基础。”程晓陶说道。

高中毕业后，因为上学无门，1973年春天，程晓陶在农村接受了两年半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成为综合厂钢筋车间一名普通工人。

恢复高考头年，除了最小的弟弟外，程晓陶家有5考。当时，他和姐姐是工人，妹妹和两个大点的弟弟是插队知青。高考复习时最难的是，课本早丢光了，也没地方买。程晓陶的母亲是大学教授，她和所在学校的老师们编写了一些复习资料，每次母亲都用复写纸一式五份地抄好，邮寄给分散在各地的子女们。

在那样特殊的年月里，每每收到母亲寄来的手抄课本和练习题，程晓陶都视为珍宝，一遍遍地演算复习。他当时是车间的文书，住在厂区办公室里，前后都是生产车间。加工钢筋的空压机噪音很大，他由此练就了一番在巨大噪音中充耳不闻、全神贯注的学习本领。

1977年高考后，程晓陶的姐姐、妹妹和大弟相继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其后78、79年，他和五弟也如愿以偿，两年后高中毕业的小弟考上了大学。“高考改变了我们一家6姐弟的命运。”程晓陶感慨不已。

时至今日，尽管高考一路走来伴随诸多争议，但在程晓陶看来，高考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给了许多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改变命运的机会。

高考只是一个点，还有未来可期

今年，是第41年高考。

这41年来，即使高考形式有些许改变，但不变的是亲人的支持与陪伴，不变的是为了梦想而奋斗的身影，是一个个闪着光的充满希望的青春剪影。

41年间，高考不断改革，适应时代。

41年，已近“不惑”的高考依旧背负着无数学子的青春梦想。它帮助数亿人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为我们的国家输送了无数有知识、有理想的新鲜血液。

短短41年，岁月将这41个短暂的瞬间定格为一幕幕历久弥新的民族共同记忆中的画面；

漫漫41年，高考对几代人的影响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氛围，让我们社会的每份子在听到高考的名字时对它肃然起敬。它已然成为了努力、拼搏、知识与梦想的代名词。

正如近日网上热议的一封“清华给落选者的信”中写道的那样：

▎参考：人民网教育频道《国家记忆》栏目

▎审发：吴楚陈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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