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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记者凌馨王丽娜辛颖

“然子,

这些孕母要不年纪大了,要不就是没有一技之长,这样躺着就能挣到种3年田都拿不上的钱,她们巴不得呢。你知道有些女的多感激我吗,她们拿到钱的时候都给我下跪了

。”

第一次接触这些代孕妈妈,是在2009年。

高一结束后的暑假,舅妈让我去她位于石家庄的“工作室”打工:“就是收拾收拾屋子,洗洗衣服,一些平常的活。正好帮我两个月,管吃管住,等开学的时候,我帮你把学费交了。”

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有机会去省会看看,我欣然应允。

到了石家庄后,舅妈把我安排在一个像地下室的地方,4个人一间宿舍,洗衣机、空调、热水器一应俱全,有的家用电器甚至比我家的都高级。舅妈嘱咐我:“这里面有53个姑娘,都是穷山恶水出来的刁民,尽量别和她们说话。你早上8点钟收拾一次屋子,晚上7点再收拾一遍,这可比你平时在家帮着割草、扛化肥简单多了。”

我简单看了一圈,这些“姑娘”原来都是产妇,便以为这就是一个妇女们养胎的地方,没有多想。我牢记着舅妈的叮嘱,好在平时她们大多都很沉默,也很少与我搭话。

确实如舅妈所言,有些孕妇的素质并不高,她们吃瓜子的时候会直接将瓜子皮扔在地上,有的人还会毫不客气地把我当作保姆使唤:“喂,小姑娘,把衣服取下来”,或者“帮我拿下拖鞋,我腰疼”。倒是一些年龄比我稍大、只有十八九岁的孕妇,对我还算好一些,从来不让我给她们干活。

这些孕妇的伙食比我在家吃的好太多了,每顿都是“八菜一汤”,厨师都是从五星级酒店聘请的,平时酸奶、水果、零食不间断地供应。有时候她们吃不完,有脾气好的阿姨就会给我一点。我不好每次都要,便推说:“好意我心领了,您还是拿回去给您老公尝一尝吧。”

那时候我并没有留意到,每次说这句话,她们的眼神就会暗上几分。

暑假结束后,我就回去上学了,这段经历也就慢慢淡出了记忆。

2011年我高考结束后,舅妈又让我过去给她“打工”:“反正你现在有3个月的假,这次忙完,你大一的学费我全给你掏了。”

一听这话,父母也催着我过去——平时在家,父亲烟都舍不得抽一根,母亲更是极为节俭,我高考的分数只够上个“二本”,大学的学费给我的父母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压力。于是,没多想,我便又一次去了石家庄。

舅妈让我做的,依旧是照顾孕妇的“后勤工作”,不过这次换了地方,孕妇们住的是带电梯的公寓,各种家用电器比两年前的还好,洗衣机也换成了全自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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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已经成年的缘故,我不再像高中时那样怯生生地不敢说话了,有时也会与这些阿姨大姐们聊聊天。有一位东北来的王姐和我很聊得来,她看上去30岁出头的样子,口音很重,人也淳朴。也正是跟她聊天,我才第一次知道这里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王姐,你这孩子什么时候能出生啊?全家人一定很期待了吧,都找专门的人照顾你。”

王姐一脸诧异:“丫头你不知道吗?这是给别人生孩子啊,孩子生出来也不是俺的。”

“啊?!这不是你十月怀胎生的孩子吗?你是要卖孩子吗?”

“丫头,俺一直以为你知道呢,这叫做代孕。”王姐渐渐打开了话匣子,“俺是从牡丹江来的。牡丹江你没听过,镜泊湖总知道吧?俺和老头坐了一天一宿的硬板儿才到了北京,结果一来老头子就得病了,带来的钱花得精光。这个时候俺看到招聘启示,说是招爱心志愿者,一年什么活都不用干,不仅管吃管住,还给10万块钱——俺一看还有那好事呢,就来了。”

“可是王姐,这不太好吧……”

“你个小丫头,不知道现在挣钱多难呢吧。像俺这样什么活都不用干,就十月怀胎辛苦点,生孩子疼一下,就能拿到种3年田都拿不上的钱。再说,俺都是生两个孩子的人了,也不差这一个。”

和王姐聊完,我急忙向舅妈求证,她看我已然成年,也就不再避讳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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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小声告诉我:“然子,我这种工作叫‘经纪人’。每介绍一个让客户满意的‘孕母’,就可以抽成几千块钱呢——不过大头还都是公司的,连孕母最后拿到的都算少的。”

舅妈说,她是同县的老陆介绍来干这行的,那个人我也认识,按辈分,我管他叫四叔。

舅妈是农村出来的,没上过学,刚开始就像我现在一样,负责后勤工作,大多是一些洒扫采购的活,之后她帮中介招来过几个孕母,中介公司看她“沟通能力挺强”,就让她兼职干起了招聘。

公司的岗位分工比较模糊,除了一些涉及医学的和专业翻译之类的岗位外,其它员工都是身兼数职。比如四叔,就同时是销售、后勤和宿管,领3份工资,拿多份提成。这些岗位,对员工只看重两点——人要牢靠、嘴巴要严。

舅妈说:“现在代孕还不合规,我们做经纪人的,一般和客户都先在车上谈,只有签了合同、给了定金,才会告诉客户中介公司的具体地址——没有100%掌握了客户的底细,怎么敢让他们来挑选孕母?

“其实客户大多数都是平民百姓,就算不吃不喝也要攒很多年才能攒够一次代孕的钱,不过他们和有钱的大客户不一样,只是想要个孩子,对孕母没有任何要求,所以那些被大客户们挑剩下来的孕母,我们便分派给这些人。这种人最好骗,随便忽悠几句,他们就眼巴巴地送钱来了。”

滔滔不绝地说到这里,舅妈突然话锋一转:“然子,这些孕母,要不年纪大了,要不就是没有一技之长,这样躺着挣钱,她们巴不得呢!而且,我们根本都不限制她们打电话,只要不影响胎儿,怎么都行。平时要个什么东西,也都会满足——你知道有些女的多感激我吗?她们拿到钱的时候都给我下跪了!”

言语间,舅妈流露出巨大的荣耀感,仿佛她才是那个救苦救难的善人。

确实,舅妈说的不假,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有些孕母也跟我说过:“姑娘,你看你上大学有什么用,出来才能挣几个钱?要不然你也干这行得了,你这条件,最少一年能拿个20多万——等我年纪大了,我就让我家丫头干,我都不打算让她上高中了,等她到了20岁,我也让她来这儿,顺便还能把她哥娶媳妇的钱挣出来呢!”

见我不语,舅妈又说:“对了然子,你有没有什么朋友——比如那些高考没考上出来打工的,或者生过孩子的,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我再多给你几百块钱当生活费。”

听了她的话,我如鲠在喉。

从那之后,我开始主动和那些代孕妈妈们聊天。

她们中大部分都是通过网络找到的这里,其中,通过“QQ兼职群”获得“招聘信息”的占了很大一部分。中介公司会把“招代孕母亲”的条件说得很好:管吃管住,每个月都会发营养费、生活费,还能免费体检,钱也可以提前预支,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善举会挽救一个家庭,你们是造福世间的天使”。

舅妈说,中介里的那些话务员,每天天都会接到三四十个报名电话。

还有一部分孕母是被熟人介绍来“当有偿志愿者”的,熟人会说,只要她们在这里待上1年,就会有一笔10到15万元的酬劳。而这些介绍人,只要将人带来就能拿几百块钱。

在我认识的孕母中,燕姐就是被她哥哥“介绍”来的。听说之前她怀过孕,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流产了,男朋友也抛弃了她。她哥哥告诉她:“你就在这安安稳稳地待着,也不用干力气活,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你挣的钱多,爸妈也能过得好些。挺过一年,我就给你找个好小伙子嫁了。”

想着自己家里拮据的经济条件,不明真相的燕姐被哥哥骗来了这里,得知真相后拼死拼活想离开。中介公司威胁她:“你哥哥已经和我们签了协议,你离开也可以,但必须支付我们3倍的赔偿金。不过,如果你生下男孩,这个钱我们双倍给你。你想想,轻轻松松一年20万到手了,干什么能有这些钱呢?你又没有什么学历。”

但中介公司没告诉她的是:最终能拿到十几万营养费的,都是些身高在1米6以上、至少高中学历、五官端正的20多岁女孩子,其他条件差些的孕母,都会被中介扣掉一部分报酬,甚至有些条件更差的代孕妈妈,生一次孩子,拿到的钱连5万元都不到。

渐渐地,燕姐接受了这一切。只是有时候跟我聊天时,她还是会流露出一些埋在心底的情绪:“妹妹,我真的好羡慕你。我也想上大学,我也想有选择,让我念高中都行。我学习不算差,可是我爸说,姑娘家的上学根本没用,到最后还不是嫁人、便宜了外人。”

“当初和客户见面的时候,他带了墨镜口罩,我看不见他的样子,只能听见声音,不过能感觉得出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

“我多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孩子离开我了,这个孩子也和我没缘分,甚至出生之后都不能养他一天……”还没说完,她就哭了起来。

在所有的代孕妈妈来到这所公寓之前,中介公司就和她们签了协议——生完孩子,就要和孩子“断得一干二净”。

我听着难受,想让王姐别再说了,可另一个孕母却接过了话头:“听说她还去找过找经纪人,一跪就是一整天,不吃不喝。不过最后应该是心灰意冷,或者被警告了,之后就再没见过她。”

到了7月份,有6个孕母生产了,共生下5个男孩1个女孩。

其中有一个孕母一下就拿到了30万,一举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她是我在这里见过的最漂亮的孕母,只有24岁。她家原本是小康家庭,父亲破产后,她不想过贫寒的日子,便决定给别人代孕。

她和中介公司签约的第一天就被客户选中了,不过她并没有立刻同意,而是等待下一次筛选。后来几乎每一个客户都会选中她,她便开始提价,就在这时,有一个温州的商人告诉她,只要能生下孩子,不论男女都会给她30万——后来,她生完孩子就成了那个温州老板的情人,老板还给她买了房和车。

还有一位大姐生了一对男孩双胞胎,拿到了客户给的3万小费。不过另一个大姐就没那么幸运了,代孕的过程中她流产了,只得到了几千块钱的营养费,每天都哭得歇斯底里——按照协议,如果孕母中途流产或是产下死胎,客户就不会给钱,她怀孕、生产过程中的营养费、生活费和医药费都由中介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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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了不让这些试管婴儿出意外,公司和孕妇都下了不少气力:

在移植胚胎前,为免疏漏,孕母一般要做两次B超检查。只有完全没问题,才会进入到下一步。移植胚胎很快,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完成,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就会在下个月生理期结束时进行第二次移植,直到成功为止。

等到怀孕八九个月的时候,有些有钱的大客户会要求将孕母送到北京去生产,以便千方百计地把孩子落成北京户口。中介公司和北京的3家医院都有合作,大多时候,孕母都是剖腹产——这和医院的指标挂钩,双方获利,苦的只有产妇。

其他大部分孕母都是在石家庄的医院生产的,待产的孕母会被送到别处照料身体,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和营养师陪同——那个地方连我舅妈都不知道。

不过这些都是好的,舅妈说,之前还发生过因为几个客户没办准生证导致孕母不能在正规医院接生、最后只能由中介公司找黑诊所接生的事。

孕母们在整个孕期也不都是痛苦的——每个月的10号,我都能看到很多孕母露出神采奕奕的笑容。这天是中介公司承诺给她们老家汇钱的日子,那些所谓的“营养费”并不是一次性支付给她们的,比如,如果一个孕母要拿10万块钱报酬,中介公司一般是分几次,以5千、1万、2万的数额先分3期支付,等最后生产完,再给最后的6万5千元。

与此同时,中介公司的负责人也会每月来到这个公寓,给每个孕母发上几百块钱的现金。她们的身份证已经被中介公司收走了,一般都足不出户,只是偶尔去小区里散散步,基本上没有什么花销,大多人都是把这些“零用钱”小心翼翼地揣好。

我在那里的几个月,倒是从没听说过谁有丢钱的情况,大概是她们彼此都觉得同病相怜,谁都没有为难过谁。

有天,舅妈突然给我打电话:“然子,你快点收拾箱子,一会儿司机过来接你们!”

我还没反应过来,舅妈就挂断了电话。

那些待产的孕母们也匆忙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不过仅仅是一些洗漱用品而已。看起来,她们好像早已习以为常了。

没一会儿,车就来了,我和八九个孕母挤在同一辆面包车里,七拐八拐,来到一处新的、完全陌生的地方——七八十年代的老楼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一梯4户,4室1厅,卧室里床很大,3个孕母睡在同一张床上。孕母们被安排到顶楼和次顶楼——她们平时并不用出门,生活用品都是定期写在纸条上,由我和舅妈的“助理”帮忙采购。

载我去采购的司机30来岁,是个话痨,路上给我讲了不少中介公司里面的秘密。

“丫头你知道吗,这些中介里的人心也是够黑的了。为了多挣点钱,什么人都招,有些人身体根本不合格、很难怀孕,就让她们打点滴、吃药——这都是会让她们缩短寿命的。”

“中介跟客户签协议的时候,一般都会保证生男孩、或者生双胞胎,如果生女孩的话,客户就不付钱。所以啊,那些代孕的人如果怀的是女孩,就会被中介公司强制流产。如果实在不想流产,就要付罚金。如果下一次怀的还是女孩,就再流,直到生出男孩子为止。你知道吗,这里好多人都至少人流过两次以上,那些被打掉的姑娘,没有一百个也有八十个了……”

我听得胆战心惊,虽然强制流产是医院的事儿,和舅妈无关,可是她干这行,怎么说都是不道德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因果报应,导致她现在都还没有孩子。

记得有一次我问舅妈:“你为什么自己不代孕一个孩子呢?”

“没必要,你看着这些孩子生出来挺健康的,谁知道以后到底怎么样?来干这个的这些女的都是些农村的粗人,哪有什么好基因?”

她点了一支烟,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其实我自己都讨厌这个工作,可是好一点的工作,人家也不用我呀!然子,你别觉得这行业多肮脏,这既不是坑蒙拐骗,也不是吸毒卖淫,虽然这里面有些隐情,但我们也是帮助了那些不孕不育的家庭啊,让他们有了希望,也给了那些孕母丰厚的报酬……”

“还好你考上大学了,好好上学才能有出息,咱们家就出了你这么一个大学生,千万别学舅妈。其实,我现在每天都活得提心吊胆的。”

我知道舅妈对我很好,只是我心里仍有芥蒂。那些孕母的血和泪,一直压在我的心里。

这种对舅妈的复杂情绪,一直持续到大三那年我遇到了代孕妈妈姚嘉慕,才有所改变。

上大学后,每个暑假我还是都会过来帮着舅妈忙里忙外,毕竟那些孕母们需要人照顾,舅妈又不放心外人。孕母们一波接着一波地换,每次来,我看到的都是些新的面孔。

那年暑假,有一次我去采购,和往常一样,别的孕母要买的都是一些洗发乳、沐浴露之类的快消品,只有一个新来的姑娘,让我帮她带本英语六级的单词书——要知道,那个时候我连四级还都没有过。

和那些叫“李招娣”、“刘香梅”之类名字的孕母们不同,这个姑娘叫姚嘉慕,一听就像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人看起来也很有气质,平时话说做事都会照顾所有人的感受。每次见我过来,她总是笑吟吟的,还会和我一起背单词。跟她聊天,我才知道她是一所“211”大学的学生,成绩优秀,本打算考研,却没想到母亲突然患上了脑梗,在医院抢救就花了十多万,康复治疗时又花了好几万——她家里已经拿不出任何钱来了,她这才来做代孕妈妈。

我问她:“你后悔吗?你不该在这个地方,你和她们不一样。”

她却告诉我:“如果没有中介,我可能连医药费都付不了。他们不仅提前预支了钱,还给我了一次做母亲的体验。有失必有得,大家都是可怜人,哪有什么不一样?只要能健康地活着,我就很满意了。”

胎儿长到6个月左右的时候,她和我说:“小然,上回我和客户见面时,希望孩子的小名可以由我来起,我想让宝宝叫‘可玉’——取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客户没有同意。现在我写了一封信,里面还有一个转运珠,那是我妈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送给我的,假如有一天你和可玉能见上一面的话,我希望你能帮我送给他。”

“那如果我和它见不了面呢?”

“见不了面也没关系,如果有缘分,还是能遇到的。”说完,她将脸埋在手心里,抽泣起来。

其实,之前有很多孕母都跟我提过类似的请求,都想留下一样东西让我悄悄捎给孩子,我都婉拒了——我根本就见不到那些孩子,也从没见过任何一位客户。

我不忍心将这些告诉嘉慕,也下不了决心拒绝她,便收下了这封信。我试着向舅妈询问让姚嘉慕代孕的客户的资料,舅妈一口回绝了:“然子,你知道这个有什么用?虽然你同情她,但假如你去找了那个孩子,那孩子就会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你觉得这对孩子难道不是一种伤害吗?”

我哑口无言。

后来,我父母在收拾屋子的时候,把嘉慕留给我的信当垃圾给扔了。由于我频繁地换电话号码,之前留给她的手机号也打不通了,我至今都没能和她说一句对不起。

石阡代孕双胞胎

舅妈见我一直念着这事,便破例去查了下姚嘉慕的客户资料,告诉我说:“那对夫妻都是博士学历,素质也高。”

这成了我心里仅存的一点慰藉。

后记

大学毕业后,我四处投简历,都没有什么水花,还是舅妈通过她的人脉,帮我找了一个和旅行社相关的工作。

那时候,她已经收手,不再干代孕“经纪人”了,开始修佛,每周都要去道场,家里也摆满了佛教书籍。她说:“这辈子业障太多了,学佛能让心清静清静。”

听说现在代孕中介公司越来越多,照顾那些代孕妈妈的,也不再是像我这样没护理经验的小姑娘,而是从月子中心请的护工、营养师,有的公司甚至还请了心理医生,一直陪伴到她们直到生产结束。

近日,“女性卖卵市场”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有中介机构以爱心捐赠的名义招募女性售卖卵子,视对方的学历、外貌等条件,出价1—10万不等。非法采供卵是“代孕”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买卖卵子背后隐藏的“代孕”服务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荔枝新闻记者进行了调查。

代孕机构明码标价官网宣传“零风险”

在QQ,荔枝新闻记者以“代孕”“daiyun”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均显示“没有找到符合搜索条件的QQ群”。通过尝试不同关键词,记者在搜索引擎检索到了一批“助孕”广告。

荔枝新闻记者打开其中一个广告,看到一个名为“神州中泰国际医疗集团”的网站。网站宣称该公司的服务“包成功零风险,8000多个家庭共同选择”“在泰国、柬埔寨、俄罗斯、美国设立分公司及接待中心”“总部立足武汉,全国大中型城市成立20余分公司”。

按照网站提供的信息,荔枝新闻记者添加了专业顾问的微信。简单了解了需求后,该顾问给记者发来了一张代孕套餐表。

“套餐表”标注了自卵条件、操作国家、服务内容、具体价格和付费节点等详细信息

该顾问表示,如果能提供卵子,最低65万就可以在两年后抱到一位经医学鉴定健康的宝宝。指定婴儿性别的话,则最低收费为91万,包成功。如果顾客无法提供卵子,可以另外支付“卵子费”,视女孩身高、体重、学历等3万到8万不等。

对方表示,可以通过视频和见面的方式对卵子的提供方进行面试。选定供卵者后,公司会在自己的实验室操作,“请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单独出来我们这边操作”。

在实验室完成取卵、取精、胚胎养育以及移植等工作后,就进入了孕期。在此期间,机构会打理一切事项。

签约合同无法律效力中介公司处“吊销”状态

当荔枝新闻记者询问代孕风险时,这家名为“神州中泰”公司的顾问表示,他们会跟顾客签订合同,具体的代孕费用也是分阶段支付的,“这个合同是由我们老板亲自按手印的,是有效的。”

图源:神州中泰国际医疗集团“官网”截图

这样的一份合同是否真的具有法律效力呢?记者在天眼查检索到了这家名为“神州中泰(武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下称“神州中泰”)的企业,其法人正是企业网站称之为“代孕神父”的梁波。

在天眼查,记者发现“神州中泰”的经营状态为“吊销”,而且该企业还涉及两起法律诉讼和一起行政处罚。

法律诉讼记录中可见一份2017年9月18日由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纠纷内容正是上文中该公司中介提及的由老板亲自按手印的那份代孕合同。

最终法院判决认为,神州中泰进行代孕服务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系未经卫生部门批准的行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国内三代委托协议》违反社会公德、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为无效合同。

此外,该公司还曾因违法宣传受到行政处罚。处罚称,当事人是一家从事健康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保健食品销售的个人独资有限公司,并非宣传所称正规合法医院,其所宣传的代孕服务内容属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提供的服务。

政府不允法律不禁代孕或难“一刀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的报告,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当遇到父母无法自己生小孩的情况时,代孕成为了一种可选择的方法。

在国外,可以合法代孕的国家仍属少数。乌克兰、俄罗斯是比较有名的代孕合法化国家;美国各州之间存在差异,加州拥有成熟的代孕体系,而华盛顿州则完全禁止;欧洲有一些国家允许代孕,如英国、比利时,但前提是非商业性质的,更多的国家,如德国、法国、西班牙明令禁止代孕。

中国人口协会和国家计生委2018年联名发布的最新《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指出,中国的不孕不育患者人数超过4000万。尽管在临床上只是少部分患者需要借助辅助生育手段,但由于病患基数巨大,“代孕”实际上仍有很大需求。

然而,代孕涉及法律、伦理和社会等比较复杂的问题,在现有的部门规定中被明令禁止。

国家卫计委曾明确表示:国家卫计委等有关部门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这种违法违规行为。原卫生部第14号令《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第三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与草案相比,表决稿删除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时任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解读称,代孕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进行认真的论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潜藏于“地下”的代孕产业链仍然活跃。在荔枝新闻记者的调查采访中,不止一个代孕中介公司自称是利用先进科技“做慈善”。但没有法律保障,也脱离政府监管,这些“慈善行为”对链条上的每一方——代孕的妈妈、供卵的女孩、未出生的婴儿、求子的父母——而言都是高风险的。

(本文系荔枝新闻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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